信息传播理论对诗词创作的一点启示（兼答徐晋如）
[size=3]诗词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绝不会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来重新构建传统诗词的认知体系。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换一个角度”视探传统诗词。看看透过稍显陌生的信息传播理论，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示。本文写作期间，我留意到徐晋如兄针对拙文《信息化与当代诗词发展》所写的回应文章。其中一些内容因和本文有所关联，也在此一并作答。
诗词作品携带“信息”吗？诗词的传播是信息传递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此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探讨诗词创作，大概也还不算是一种天方夜谭。当然，如果简单将二者完全对等起来无疑是荒谬的。我们在寻求一点启示的同时应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这一点尤其重要。
信息传递的基础是信源，也就是信息的来源和内容。没有信源，所有的信息理论和信息传播现象都毫无意义。对于诗词创作来说，我们想要抒发的情感志趣，想要表达的思想，想要描写的景物，想要记叙的人和事都是信源。信源确定以后就要对信息进行编码。信息编码的目的是为了使信息更好的传播。对于诗词创作来说，用其特有的语言方式记录传达前面所说的情志思想、人事景物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信息编码方式。信息编码完成后，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需要它的目的地。然后它的接受对象——对诗词来说就是它的读者会对其进行解码。诗词的解码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诗词作品“读懂”。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信源的可靠和编码的合理同样重要。信源是否可靠，意味着信息传递是否有意义。虚假信息使得一切信息传播的努力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信息编码是否合理，意味着信息是否可以如实传达给它的客体，并被正确的解读。如果我们的信源是可靠的，但由于编解码方式不合理而导致信息内容严重失真同样是信息传播的灾难。
很多人提倡真诗，反对伪诗。认为诗要抒发真性情，应该以自我为主。有的人提倡诗词写作是作者和读者沟通的过程，应该考虑读者的存在。这两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从信息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可以有机统一的。提倡诗词作品要“真”，实际上就是强调信源的可靠性，是说我们的情感思想和描写的对象要真。如前所述，在处理信源的问题上，以“我”为主不但没有什么问题，还是非常必要和必须坚持的。而考虑读者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作者和读者同时使用诗词这种文学体裁对信源进行了文字编解码——编码本身就是为了解码而存在的，没有解码的编码显得毫无意义。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诗词的创作本身就是为了被阅读和理解而存在的，虽然它的对象有可能只是作者本人或和作者关系密切的少数人（我们可以认为这不过是目标群体定位的一种极端情况）。信息的编解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编解码的双方使用同样的“语言”。在诗词作品鉴赏的时候，读者总是被要求尽可能多的去了解作者的语言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等。这其实是读者在千方百计的了解作者的编码系统，并试图通过同样的系统进行解码，以实现“读懂”作品的目的。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作者的配合，读者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试想无论对莎士比亚有多了解，一个不懂英文的人去读他的原著会是怎样的结果？当然，我们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诗词的“语言”。这其中涉及到一个作者对自己作品传播范围的选择问题。莎士比亚显然并没有打算将自己的作品拿给不懂英文的人看。诗词创作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一些作者并没有打算将自己的作品让所有人都看懂。他们会使用自己认为值得传播的群体所共有的编解码方式对自己的“信源”进行编码。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此就对“看不懂”自己作品的人嗤之以鼻，认为其素质太低等等就大可不必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有人看不懂你的作品，那么问题显然是出在你自己身上。因为你没有打算用他们可以解码的方式进行文字编码。当然，这是作者的权利，也完全不是问题。但我们的确应该认识到这本质上不过是不同作者对目标读者群选取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编码系统而已。真正意义上的诗词作品好坏决定于“信源”。信息理论中的信源除了有是否可靠的问题，还有价值大小的问题。诗词作品也有“真”和“深”的问题，但诗词作品的深，归根结底应该深在思想上、内容上，而绝不是编码方式上。
说到这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难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随时随地想着读者，还能创作出属于“自我”的诗词作品吗？难道不会创作出媚俗的，从信源开始就不可靠的作品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在创作的时候才开始考虑读者？回答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在创作的时候才开始考虑诗词的格律？格律是个好东西，但要我们在每次创作的时候才开始对着诗律词律一个字一个字的考究平仄声韵，我们还能创作出“真诗”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格律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格律作为一种基本功，应通过长期的训练，让它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这样，在创作时我们只需要考虑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即可，格律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同样，寻求一种自己所认定的目标群体共有的编码方式，也应该通过长期的探索逐渐潜移默化于我们的意识当中。这样，关于“自我”和“读者”的矛盾才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诗词的文字编码和格律一样，不过是一个“技术活”。
我们借鉴信息理论对诗词创作进行了一些探讨，但不能忽视诗词创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特殊性。按照信息理论的要求，最佳的编码是最节省资源，而在经过传播后能够最无损的解码还原的编码。但诗词创作天然就不能被完全解码。《周易•系辞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其实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无论我们怎样去完善我们的编码系统，都无法在作品中包含我们所要表达的完整信息。尤其是诗词这种以文字精炼为主要特色的文学体裁。而读者与作者的际遇及生活环境等的差异也使得读者的解码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读者对诗词作品的解码，是一种在部分失真条件下尽可能还原作者本意的创造性解码。这在一般的信息理论中是不可接受的。但在文学生产中却形成了由读者进行二次创作的独特魅力。作者在诗词作品中所立的“象”，所表的“意”，在读者眼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形，形成新的“象”和“意”。他们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甚至根据读者理解和创造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艺术风貌，产生新的艺术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能成为编码者可以无视解码者的理由。相反，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诗词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在文字编码的时候应该为读者搭建起一个最佳的二次创作的平台，使读者有可能在作者编码的无形约束下进行丰富的创造性的解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莎翁的作品正是因此而独步千古。
徐晋如兄在诗词峰会上的演讲《诗歌使人心灵不死——略谈诗教》，我觉得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诗歌对人心灵的感化作用不可忽视，而其前提条件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作者和读者编解码系统的统一。只有统一编解码之后，诗歌才有可能被人理解，才有可能“使人心灵不死”。
徐晋如兄所作《好在历史都是精英写的》一文，对我近期所写《信息化与当代诗词发展》提出了质疑。其主要观点是“他不明白，真正的诗人，他创作的原因只有一个，即他需要诗来宣泄痛苦。对于诗人来说，他的痛苦得到了宣泄，诗的创作过程就已经彻底完成。真正的诗人不会在意别人读不读、怎样读他的作品，不会因为独学无友，就放弃创作。任何有了假想读者的创作，都不是文学的创作，而是商业化的写作。文学只能定义为“有病呻吟”。”。这段话除了“他不明白”四个字，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而在本文中也对此给出了我的理解。虽然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并不认为有假想读者的作品就一定不是高水平的作品（例如影视文学、小说、戏曲），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还真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必要。但如本文所指出的，这和承认目标读者群的存在（例如我理解晋如兄所认可的目标读者群就是“那些有基本国学素养和拥有哀乐过人的天性的读者”）其实并不矛盾。而更无法因此就推导出诗词是不需要交流、传播并借力于信息化的。2008年端午，李子和晋如兄所操办的青年诗词峰会无疑就是一次诗词交流的经典案例。而现代通讯手段和互联网更是这次峰会进行联络的最基本手段。这为信息化对当代诗词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至于晋如兄谈到“网络最早并不普及，精英人士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可以很容易接触并掌握这门新技术”我的理解是，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再产生全领域的精英。由于专业分工的巨大差异，诗词界精英的绝大部分在网络技术方面拥有的顶多只是“平民”身份，而绝非“帝高阳之苗裔”。因此要说网络技术首先为诗词界的精英所掌握显然缺乏说服力。恰恰相反，正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才让诗词的精英们走上了这个全新的舞台。这又是一个信息化影响当代诗词的典型例证。当然，那些上网时间较早的人群，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比别人接触网络的机会更早些罢了，并不具备任何的技术和心理优势，离这个领域精英尚在千里之外。不论上网早晚，所掌握的基本网络操作（这里甚至还涉及不到“技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不注重学习和知识的更新，早期上网的人完全有可能在这方面远逊于后来者。
其实对于诗词是否只属于精英，我和晋如兄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我《信息化》一文中曾经说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涉及诗词的精英化与大众化之争。大规模协作是一种技术手段。至于这种协作是在精英层面还是在大众层面还是二者相结合并不是本质问题。”将其中的“大规模协作”改成“信息化”依然成立。信息技术只是一个种工具，就象砍柴刀一样，用得好不好是使用者自己的事。
抛开观点本身，无论如何，思想和观念的碰撞都是一件好事。它引发人们的思考。《好在》一文给了我很多启示，也非常感谢晋如兄对我这篇不太成熟的文章的关注。
信息化、信息理论所属的信息技术和诗词是相隔较远并将一直相隔较远的两个领域。虽然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利用，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二者强行嫁接。当代社会将逐渐走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功能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相服务。这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特征，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size] 不知军持兄所言，和我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无论我们怎样去完善我们的编码系统，都无法在作品中包含我们所要表达的完整信息。”是否意思相近？我是不同意诗词可以被精确解码的。而正是这种“模糊性”，使读者有了二次创作的可能——如文中所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编码和解码的关联性无论如何是存在的，并且是沟通读者和作者的一个基础。如果这种关联丧失了，那么我所说的二次创作，军持兄所说的误读都没有了存在的前提。
或许是我所说的“只有统一编解码之后，诗歌才有可能被人理解”有所误导，或许应该换一个方式来表述，我并不想强调“统一”。 怀疑这样解读的有效性。
诗歌虽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可诗歌形式代表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感知方式是无限，比文学和哲学更多元。 诗人之间也是不可理解的。
编码，在其他领域也见过。感觉貌似不能触动诗歌潜在的逻辑性。但可以触发伏笔和细节的关系。
[[i] 本帖最后由 临言 于 2008-6-23 23:53 编辑 [/i]] 临言兄好。你的评论很有启发意义。特别你提到诗歌潜在的逻辑性。我这篇文章中谈到的东西，本没有这样一种立意：诗歌的本质是对信源进行编解码。如果是为了探讨诗歌的“本质”，以信息传播理论作为出发点显然在方向上就有问题。这篇文章只是对文学理论中已有的语言编码的概念借鉴信息传播理论作了些引申，并期望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诗词创作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作者创作的诗词作品，在读者眼中往往会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得到完全不同于作者的体验，触发读者不同于作者的感悟和情怀，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无论怎么“误读”，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上，作者和读者还是要有共性的。读者的创造性解码所产生的“变形”，都是在作者搭建的二次创作平台上实现的。否则作者的创作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