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钱仲联的另一面(页 1) - 《杂家》 - 诗三百 |诗词、国学、传统精神

ycwukong1 发表于 2008-3-6 16:07

[转帖]钱仲联的另一面

<div class="theTitle"><h1>钱仲联的另一面 </h1><div class="origin">来源：网易博客作者：钱之俊 <a class="ored" id="_CommentsLink" href="javascript:;"></a></div></div><div class="text" id="_FldContent">       近日收到《书屋》二〇〇七年第五期，读到黄波先生《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文，黄先生是有感于葛剑雄与黄裳的口水战而写的，里面却又揭了钱仲联的短：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著名文人。刘衍文先生有一篇佳作《从汪兆铭说开去》，披露汪精卫死后，一个学者写了三首“笔笔周全、文情两茂”的悼诗，内有“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之句。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此三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述作颇多，贡献甚大。”读到此处我不免莞尔，这位写诗挽汪精卫的学者之名已经呼之欲出，而刘先生竟还做遮掩之状呢。我们既然并非为了争一点个人的意气和私利，只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历史真相，就改掉避讳的习惯吧。这里的“著名的学者”是钱仲联先生。刘衍文说钱仲联昔在沦陷区虽位至汪伪监察院委员，“其实汪氏不过用之妆点门面”，“或许也谈不上是为虎作伥吧”，这些都是持平之论。然而就像《古今》之与黄裳一样，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钱仲联先生的“隐疾”。他本人不但极力避讳这一点，在《钱仲联学述》、《年表》等文字中已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唯其自认为有这一段历史，更要时时处处以时代先进自居。而这一点对其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钱仲联先生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不仅把汪精卫拟为地耗星鼓上蚤时迁，就连虽然落水但被公认为近代诗坛巨匠的郑孝胥，也要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刘衍文奇怪这样处理的效果，“汪氏固是贼，然而寄食贼门之下，则又当何以自处其身耶？”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正因为有过去一段隐痛，所以才要极力撇清，至于学术的独立性（讲近代诗而如此贬抑郑孝胥，哪里会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呢？），就只好弃置不顾了。
“污辱太平天国革命”，还要指责陈寅恪不该自居于“遗民”，都不过是文人一种自保的本能，积久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罢了。自然，这里无论文章还是学术，已经不那么像“天下之公器”了。只是，这一切是否都要集矢于文人呢？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著名文人。刘衍文先生有一篇佳作《从汪兆铭说开去》，披露汪精卫死后，一个学者写了三首“笔笔周全、文情两茂”的悼诗，内有“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之句。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此三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述作颇多，贡献甚大。”读到此处我不免莞尔，这位写诗挽汪精卫的学者之名已经呼之欲出，而刘先生竟还做遮掩之状呢。我们既然并非为了争一点个人的意气和私利，只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历史真相，就改掉避讳的习惯吧。这里的“著名的学者”是钱仲联先生。刘衍文说钱仲联昔在沦陷区虽位至汪伪监察院委员，“其实汪氏不过用之妆点门面”，“或许也谈不上是为虎作伥吧”，这些都是持平之论。然而就像《古今》之与黄裳一样，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钱仲联先生的“隐疾”。他本人不但极力避讳这一点，在《钱仲联学述》、《年表》等文字中已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唯其自认为有这一段历史，更要时时处处以时代先进自居。而这一点对其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钱仲联先生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不仅把汪精卫拟为地耗星鼓上蚤时迁，就连虽然落水但被公认为近代诗坛巨匠的郑孝胥，也要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刘衍文奇怪这样处理的效果，“汪氏固是贼，然而寄食贼门之下，则又当何以自处其身耶？”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正因为有过去一段隐痛，所以才要极力撇清，至于学术的独立性（讲近代诗而如此贬抑郑孝胥，哪里会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呢？），就只好弃置不顾了。
“污辱太平天国革命”，还要指责陈寅恪不该自居于“遗民”，都不过是文人一种自保的本能，积久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罢了。自然，这里无论文章还是学术，已经不那么像“天下之公器”了。只是，这一切是否都要集矢于文人呢？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看后一点不奇怪了。此前第一次读到范旭仑先生的《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时，那才叫惊讶。那时孤陋寡闻，觉得苏州大学有个了不得的“国学大师”，又真有好事者把他与他的著作排在一起照相：著述等身！范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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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wukong1 发表于 2008-3-6 16:07

一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四十则：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荟萃群言，细大不捐；卷首采辑书目中有先君《韩愈志》，卷一《答孟郊》、卷六《三星行》注释皆引余《谈艺录》，可谓贪多务得者矣。惜发明不多。好附会史事，尤其大病。若卷七《晚菊》注至引陈苍虬《崇教寺看牡丹》诗，谓“意本退之，而尤为深曲刻挚也”，真瓜皮之搭李皮；即使切当，亦乖体例，况其未乎！仲联字萼孙，常熟人，出唐蔚芝丈之门。二十五年前余于先君客座曾与一面，渺然侏儒，衣履华鲜。作诗亦小有才藻。
 　　《诸家诗话》中录《冷斋夜话》记沈存中、吕吉甫论韩诗，注云：“《诗人玉屑》引《隐居诗话》与此略同，《历代诗话》本《临汉隐居诗话》无之。”按似不知此节见魏道辅《东轩笔录》卷十二。又戚鹤泉《景文堂诗集》卷四《诗韩昌黎诗》（见第六百三十三则）不可不引。没有可补者。如《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诵昌黎《调张籍》一篇”云：“读书不到此，不必言诗。”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七《与季友》：“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汪懋麟《百尺梧桐文集》卷二《选韩诗序》。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七《跋〈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论《拘幽操》，申江申修之说），卷十一《跋〈临汉隐居诗话〉》（论《此日足可惜》。钱本卷一仅引《义门读书记》、《北江诗话》说“观龙斗”句）。《施愚山诗集》卷十八《莆田余希之注李长吉古诗作歌寄之》。《道古堂文集》卷七《韵典析疑序》、卷八《古诗选序》。张习孔《云谷卧馀》卷三
、卷五。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上（论《陆浑山火》“夫丁妇壬”本张说《温泉箴》。钱本卷六仅引《猗寮斋杂记》、《巢经巢集》、《云笈七签》）。蒋超伯《垂金荫绿轩诗钞》卷一（“昌黎有小诗数首，力摹彭泽，偶读一过，从而追和之。”《江汉虽云广》、《长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冯煦《蒿叟笔记》卷感动论昌黎用俗语俗字。《谭嗣同全集》卷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第四十六。
 　　又按《诸家诗话》中录刘辰翁《赵仲仁诗序》，必自《谈艺录》第四十一页转录，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气不满而不知”、“也”等十四字。
 　　并录《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论辩韩愈“于诗”是否“无所解”。又补引《珩璜新论》以佐证戚说。
 　　此则共考论韩诗近四十首。日札完成，钱先生意犹未尽，乘兴作了篇书评，一九五八年六月发表在《文学研究》上。钱先生于易代之际“自甘废井”，十年来不做书评了。钱先生最爱写作书评，也就是最爱“教训作者”，只有《不够知己》没骂著者本人--还是借嘴骂了好些人。这篇八千字，是钱先生最长的书评，也是最后的书评。所举正的事例，都不外乎此则札记。其中考论“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别见《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三则。
 　　“好附会史事，尤其大病”，也是他终身的疾患--钱仲联一辈子安身立命于斯。“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馀力之行也。”（《管维编》第一三九○页）
 　　卷一《汴水交流》：“发难得巧意气粗”，王元启谓“发之难，得之巧”。按未切。“发难”谓发毬者，使其“难”于应接也。“得巧”谓得毬者能不为发毬者所困，而“巧”于应接也。
 　　卷九《示儿》、《符城南读书》。按徵引未备，参观第四百三十九则。
 　　卷十一《拘幽操》“臣罪当诛兮”二句引《随园诗话》。按当引《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书韩子〈琴操〉后》。
 　　卷十二《奉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按《有不为斋随笔》壬云：“抑禹稷以崇老子，虽时王之制使然，究与平生攘斥佛老旨背，不作可也。”与王元启《读韩记疑》谓“似非公所宜出”意略同。《巢经巢文集》卷五跋此诗，曲意回护，说颇穿凿。〔参观〕《李太白文集· 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共工不（此不字必衍文，而王琦注仅引《论衡》说本事而已）触山，娲皇不补天，其洪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水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在雄，彼三者之不足徽矣！” 　　这四条是标明补正钱书而书评没涉及的，即书评所谓“‘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恰好是本地风光……有责任去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也。王元启、郑珍之释皆钱书所集。钱先生尝称赏《有不为斋随笔》“甚赡核”，怅恨“知者无几”，故随机标举，“发其幽潜”（《管锥编》第三九四页）
 　　　　卷八《石鼎联句》。按《后村大全集》卷四十三《释老六言》之八：“吾尝评《石鼎》诗，盖公一手所为。若使弥明能道，唐代有两退之。”钱氏引《贞一斋诗话》谓“应是昌黎一手所构”云云，后村早言之。
 　　这是不知何时补插在行间的，钱先生可通报忘记钱仲联于题注已引洪兴祖《韩子年谱》对“或云皆退之所作”的反驳以及朱熹《韩文考异》的赞同，皆早于刘克庄。《管锥编》第一四四二页亦引李书此节。
 　　在这则札记的头前，钱先生后来补录了一节《潜丘札记》卷二里的妙语，还没来得及点睛：“煅者有冷锤，于成刀剑后细密加锤也；精铁得此，愈见坚利，毛铁则破碎。注释诗文之冷锤也，有意愚昧得注精彩倍加，无意则破碎。”姑妄言之：钱氏之注释诗文，贪多务得而未克团辞提挈，发明不多而白黑未分，正缘未有“冷锤”也。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居然两番“引余《谈艺录》”（卷五《荐士》“中间数鲍谢”句注亦引《谈艺录》：“钱锺书《谈艺录》曰：沈归愚怪其标举诗流而漏却渊明，而昌黎诗如《秋怀》、《晚菊》、《南溪始泛》、《江汉虽云广》等未尝不师法陶公”），尽管卷首“采辑诸家姓氏”里并没有标举“钱锺书《谈艺录》”，钱先生还是高兴的。就在前些年，钱先生有感于某书“二十年前颇盛行今则如刍狗”，喟然慨叹：“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与君皆有流传作，更累何人访冷摊！”（见《容安馆札记》第五百六则；后两句旋改作：“灾梨覆瓿应同慨，万一何人访冷摊！”）是的，那篇书评刊布不多时，文学所就要“批判《谈艺录》”了，而钱先生自己也先请朋友“提意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书评里，钱先生批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既“贪多”又“挂漏”：一、未能“窥古人文心所在”；二、附会史事，牵扯世道；三、联系或比较不足欠妥；四、发明少，只采用而不辨正。钱先生还说，“集释这项工作最好由集体来负担”，《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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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钱仲联的另一面